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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是纪录片的生命
《当代中国》画报记者/张永太

 
CCTV.com  2013年07月04日 16:17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手机看视频  

 

前苏联的电影艺术理论家谢尔盖·爱森斯坦说过:“对于我来说一部电影使用什么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来的故事片还是一部纪录片,不重要。一部好电影要表现真理,而不是事实。”
  新影60年的创作道路告诉我们:记录事实是纪录电影必须坚守的底线,展现事实中折射出的真理才是高品质纪录片的根本标志。记录事实、揭示真理的科学精神是纪录片的生命。
  新影虽组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它的老班底却是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从血与火的抗日战场,到改革开放后的春天,新影用42万分钟的胶片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步入新影的档案库,犹如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中穿越时空。一排排高大的铁架子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铁片盒子:《活捉谢文东》《解放东北最后战役》《北京入城式》《百万雄师下江南》《首都夺钢大战》《农业卫星满天飞》《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丰碑》《世纪大典》……每一个盒子里,都封存着一段近现代中国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
  电影纪录片具有其它载体无法比拟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这42万分钟胶片无疑是对百年中国最权威的记录,其中的一部分今天依然作为国家机密保存在北京西山的档案库中。
  记录历史需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气节和勇气,更需要强烈的国家和时代责任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电影事业需要的第一台摄影机、第一尺胶片是袁牧之、吴印咸等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偷买回来的,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电影是辗转反侧到前苏联洗印的,在《八百壮士》《延安与八路军》《东北最后战役》等第一批纪录片的拷贝上,在辽沈战役、朝鲜战争的战场上,都有新闻电影前辈洒下的热血。
  新影60年来的使命,一直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文革期间,中国的电影生产几乎全面停滞,唯有新影的《新闻简报》忠实地记录下了中华民族的十年创伤。新影对新中国的历史记录,在时光荏苒中愈发显现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在2009年拍摄的电影《建国大业》中,整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情景,包括其中的细节,完全是按照新影当时拍摄的纪录片还原的。新影后来摄制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新中国开国领袖的纪录电影,大量使用了几十年间拍摄积累的历史资料。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极大增强了这些影片的感染力。

 

(左上至右下)1949年拍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剧照;1962年,摄影师冯世昌在阿尔及利亚拍摄;1972年,摄影师王瑜本、俞乐观在坦赞铁路拍摄;1988年9月,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50周年时,部分延安电影团成员回到延安


  在几代新影人记录的史实中,既有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事件,也有大跃进、文革等已被历史证实的重大失误。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却无法主导国家的政治走向。今天,无论我们对当时的记录给予什么样的政治和价值观的评价,都必须承认,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的记录,才能使今天的反思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使今天对昨天的评价具有客观力量。
  走进新影大院,那座五层的老办公楼依然矗立在正对着院子大门最显眼的位置。办公楼内,是老式的楼梯、老式的走廊,甚至每间办公室的门窗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办公楼门口的西侧,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厂徽:一组工农兵铜雕群像。尽管在它的东西两侧,新的建筑一座座建起来,但集团总裁高峰说:“这座楼不会拆掉。”
  这里凝聚着新影世代传承的人文基因,这种基因已经渗透到新影的全部作品中。
  1992年是中国的一个关键年头:这一年春天,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凝聚着老人毕生理想和智慧的南巡讲话,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入到第13个年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一年夏天,新影决定以深圳特区艰难而辉煌的开拓历程为主题,拍摄大型政论电影《历史的抉择》。
  从1979年设立特区到1992年的13年间,深圳不但是中国的焦点,也是世界的焦点。用影片导演周东元的话说,“深圳已经被拍滥了,滥到没有新角度了”。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对中国命运的深刻理解让摄制组很快找到了对于深圳的新影视角:把深圳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把中国放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下,通过展现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和深圳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世界,回答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和道路的历史命题,而不是拍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的编年史。
  于是,一个个普通的人、事和场景,在他们的镜头中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国家博大精深的发展理论聚变为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画面。
  后来,邓小平特意调看了这部影片,老人很满意。
  既要记录事实,更要展现真理。秉持这样的理念,凭藉深厚的人文功底,60年新影为我们贡献了一部部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纪录电影,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纪实需要敬畏历史,那么,在纪实中表现真理则需要创作者的思辨精神。思辨是基于客观的主观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艺领域曾经有过短暂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很快被无休止的政治路线斗争扼杀了。但是,在最萧条时期问世的少得可怜的文艺作品,却无一不是主观力量的极端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下,以《莫让年华付水流》为代表,新影的纪录电影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80年,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进入了新旧体制和多元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时期。上一代人对渐行渐远的昨天的依恋,与年轻一代不甘墨守成规、充满激情又具有较大盲目性的思潮形成了尖锐的社会冲突。
  当年从香港回到祖国投身革命的导演陈光忠意识到,要看到被冻土覆盖过的幼芽的生命力,当代青年与他们的前辈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面貌,有更高的社会诉求,他们是思考的一代,是大有作为的一代。正是基于这样贴近青年的思考,他执导了纪录电影《莫让年华付水流》。迄今,这部电影依然堪称新影的经典作品之一。

(左上至右下)2009年世博会官方电影摄制组在上海拍摄;高清纪录片《北岳恒山》摄制组在雪中拍摄;纪录电影《你好澳门》摄制组在澳门拍摄;纪录电影《中国三峡》拍摄现场

 

今天的新影,新生代编导已经挑起了大梁。在他们担纲的作品中,更加多元化地展现出了个体对变革中的国家道路的解读,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和更为宽泛的视角,记述了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个人幸福不懈进取的多元群体。
  60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影也在变。诚如集团总裁高峰所说:“过去新闻纪录电影承载的是新闻报道任务,多是政府命题作文;现在不同了,它正在恢复纪录也是创作的本质,更深刻地体现了纪录电影的内涵。”

 

经营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对于新影60年的辉煌,高峰始终心存敬畏之心。


  但是,不论发生了哪些变化,记录事实、揭示真理的科学精神已然成为新影的价值理念,并通过他们的作品薪火相传。因为,科学精神是纪录电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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