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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献片解说词的媒介角色
文 / 李艳

发布时间:2016年06月16日 20:04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本文作者李艳 本文作者李艳 文献片以大量丰富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作为叙述主体,给观众呈现出精彩的历史瞬间或者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往,构成纪录片发展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类型。与文献片相伴而生的是解说词的出现,它配合着资料画面、其他声音元素等,把大量的信息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尽管在纪录片创作类型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有些纪录片为追求影像自身带来的意义丰富性,更执着于以镜头为语言达到与观众交流的诉求,主动摒弃掉解说的拐杖以呈现零解说的姿态,但是对于多数文献片而言,解说词却是创作者在剪辑、挑选画面之初就已画就的蓝本。一部文献片的解说对于介绍必要的时代或故事背景、勾连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诠释历史影像的细节,乃至主控思想的凸显等都有着积极意义。但如若使用不当,则会成为枯燥无味的宣教式解说,造成传播与接受的双重障碍。解说词在文献片中承担的媒介角色,主要体现在解说与叙述者的关系、解说与传播介质的关系,以及解说与受众的关系三个主要层面。   一、解说与叙述者的关系 在文献片中,叙述者给观众“讲故事”,解说词无疑是最佳最直接的带入者。它关乎叙述者叙述意图的实现、整部纪录片的谋篇布局,以及透过事件浸润的叙述者的情感倾向。《走近毛泽东》《小平您好》《又见梅兰芳》《情归周恩来》这类人物传记文献片,在片名定位上,就可窥见叙述者与叙述客体之间的关系,带着个人化的探寻和解读走近历史人物。这类题材纪录片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叙述上不再作概括性全景式叙述,而是通过充分发掘文献材料,从细节中发现历史人物前所未闻的故事、性格或是饱满独特的情感世界。
 电影《走近毛泽东》一开篇就点出:“他是诗人,又是革命家;他是战士,又是统帅;他指挥千军万马,自己不曾开过一枪;他缔造人民共和国,自己不当大元帅。”这是叙述者从纷繁材料中提炼概括出的对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认识,进而构成了叙述所依托的主线和基调。正是基于这种反差,解说词自如地运用大量的对比,构成一种宽阔视野的观照,如关于“枪杆子”、“笔杆子”的对比,关于蒋介石与毛泽东指挥军队的对比;语言追求朴素、平实、生动甚至有时不乏幽默,从细节和具体事情入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打了三场战役,白了一根头发,值得”。此类解说词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宣教式语言,以平实化、细节化渐入叙述内核,凸显出叙述者与被叙述人物或事件的认知。 “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与故事片不同的是,“纪录片中的故事是建立在对素材进行创造性的安排而非创造性的发明之上”。1近年的文献纪录片创作更加注重讲故事的技巧,在大量的素材背后发现蛛丝马迹的牵连关系,突出事件本身的悬念性和过程的波澜起伏,以及一个出乎意料又客观存在的结局,从而形象地诠释了叙述者为何讲述和怎样讲述一段历史事实。 电影《决战太原》的解说词是这样拉开叙事帷幕的:“1949 3 29 日,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一架专机冲破解放军的火力封锁,掠过高耸矗立的碉堡,将声称死战太原的阎锡山秘密接走,此时,率兵围困太原已近半年的徐向前正在病榻上。太原,已是一座孤城,但发生在这里的太原战役在全国解放战争大城市攻坚战中竟然历时最长、战斗最惨烈。”时间、地点、交战双方的状态、事件的严重性,故事从一个事件轴上的高潮切开一个横断面引出,可谓悬念感、故事感十足。叙述者在解说中,通过发现人物或事件之间的关联,引发对历史与人物命运感的感喟;通过对比使人物更加立体,使历史更加鲜活。如“阎锡山和徐向前有 18 缘,两人相差 18 岁,两家相距 18 里,徐向前 18 岁第一次见到阎锡山,并最终率领第 18 兵团与阎锡山决战太原”,这一连串数字“18”的铺排,是创作者在发掘素材时的独特发现,凸显出历史的机缘巧合。 以事实为基础,以历史资料为抓手,叙述者通过对素材的独特发现与编织组合,并讲究故事讲述的基本要素构成,避免文献片枯燥化、概括性议论,使资料更好地为叙述意图服务,这为文献片创作在叙述姿态和立场上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叙述空间和表述深度。   二、解说与传播介质的关系 电影、电视作为视听媒介,讲究声画结合,即“看”、“听”并行,传递有效信息。解说词作为声音元素之一,有机配合画面,它还可以将意蕴延展到画面之外,弥补画面无法展现的内容。在讲述重大事件的纪录片中,解说在整体结构的把控上作用尤甚,尤其是涉及多重时空、多条线索时,它成为使纷繁素材有机统一的统领者。《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东方主战场》此类纪录片除了讲述一段不可忘却的特殊历史,而且在视野、立意、叙述等方面都有讲究,站在现实看过去、置于国际视角观事件,并以多线索的并行叙述形成观照、对比。此类解说词高度洗炼准确,逻辑清晰,既注重“面”的铺陈,又看中“点”的雕刻,与历史影像、图片、文字,乃至口述、旁白、音乐、音响等相得益彰,共同服务于主旨。 从历史影像中发现典型细节,并通过解说突出强化,引导受众关注这一细节及其背后不寻常的意义,是文献片解说与画面配合的又一表现。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解说词涵盖了较大的信息量,尽可能地给观众提供翔实的背景与事件进程,同时,不乏精彩细节的呈现,并将之放大,起到立体突出的效果。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时,解说词抓住一个细节:“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薄薄的纸,而基辛格则准备了一叠厚厚的材料”,这一句话不仅点明双方在会议上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心理,而且还反映出周恩来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心态。如果不借助解说,这个细微处的信息仅凭画面传递,极易令人忽视。
   在画面之外,解说词还可起到深化主题、升华意蕴的作用,反过来予以画面以丰富性和延展性。电视片《铁在烧——志愿军第 63 军铁原战记》结尾处:“我们仿佛看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一个个风餐露宿的夜晚,中国军人在阵地上奋勇拼杀发出的道道火光,这些斑驳的火光透过弥漫的硝烟,和天上升起的繁星遥相辉映,那一刻,火光和繁星已经不单是点亮漆黑夜色的光,它们是正在战斗着的和已经牺牲化作满天繁星的志愿军战士们心里那团永恒炽热的火焰,倔强地燃烧着青春、温暖着家园。”这里的“看到”,显然是主观想象的画面,是从实到虚的一个过渡,是经过五集的讲述,志愿军英勇作战、为国家献身的牺牲精神已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火光”、“繁星”与战士们心里的“火焰”相互辉映,在这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写照。于是,富有文学化想象空间的解说词给观众以丰富联想,影视艺术的多层次立体表现力亦在此得以彰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献片都需依赖解说完成叙述“行走”,有些文献片结合自身题材的特殊性与主旨需求,运用影像资料、图片资料、当事人口述等其他要素“还原”事件真相、烘托营造氛围,电影《秘密访问》就摒弃了解说这一常用“拐杖”,采用当事人的回忆,以同期声与历史或现实画面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事件的个体性回述,这种叙述方式带有强烈的历史还原感,力求通过多方求证的方式使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解说的介入有时会破坏掉这种带有神秘感的探寻氛围,反而难以达到叙述者追求的纪实效果。   三、解说与受众的关系 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人们对历史的回望,一方面融入了当代的眼光和意识,一方面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渠道,使其具有了生命的质感与温度。文献片创作立足现实,对历史的认识以为当代服务为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当下的眼光认知历史、读解过去。从历史中钩沉事件始末和人物经历,从故事层讲,要引领受众与历史产生一段近距离的“对话”;从技巧层讲,如何讲述历史才能抓住人心;从情感与意蕴层讲,如何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与理性思考,这些都是文献片解说词在撰写之初从观众接受角度所要考虑的。 一部文献片能否引人兴趣,开篇极为重要。不同题材的文献片会根据实际需求设计不同类别的引子。如关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侧重宏大叙事的文献片,在引子中一般都有一个开门见山的点题,诸如电视片《东方主战场》《大后方》等的引子,对题目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起到介绍背景、引出分集的作用,契合观众预设的心理。 同时,设置悬念也是引起观众心理期待的一种常用叙事技巧。文献片为拉近现实与历史的距离,在画面上往往由现实时空引渡到过去时空,随之巧妙在解说上设疑过渡,引起观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电影《又见梅兰芳》里画面第一个镜头就是梅兰芳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人们不常见到的梅兰芳的照片,可以隐约看见他手里那一支半明半灭的香烟,对于很多人来说,梅兰芳的形象就像一缕香烟无迹可寻,他时而是俊朗的男人,时而又是人们理想中最完美的女人,真正的梅兰芳又在哪里?”照片里谜一样的梅兰芳,正是他戏台内外给人的普遍感受,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观众与梅兰芳在银幕再度“邂逅”,而这次“又见”,是否能解答人们心中的困惑呢?一个开放式的设疑,引领观众共同去试着解开这一谜团。 《永远的雷锋》在叙述上贴近现代年轻观众的心理:“如果他活着,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五十年前当他离去的时候,二十二岁,还是青春阳光的年纪。”“外表帅气,性格热情的他,是中国最成功的男儿典范。”“他叫雷锋,是个有着娃娃脸的阳光男孩。他灿烂的微笑,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还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吗?”一组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画面,与身影定格在历史深处的雷锋形成鲜明对比,解说词里“帅气”、“男儿典范”、“阳光男孩”,这些对雷锋的诠释是立于现代语境予以的直观评价,带着是否还能触动年轻一代人心灵的疑问,共同去走近雷锋、了解雷锋。 近年来文献片在“晓之以理”的同时,还注重对“动之以情”的情感渲染与氛围营造。电影《情归周恩来》讲述了周总理在人民情怀、友谊、亲情、民族情结等方面的情感故事,它的切入点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半个世纪的情感生活,该片不同于编年史式的文献纪录电影,紧扣一个“情”字,展现“大爱”,解说词是舒缓的、深情的、细腻的,充满情感的力量,深刻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将镜头物语化为情语,使观众情感与人物情感交融在一起得到净化和提升。
   叙述进行过程中,有的解说会从叙述者巧妙转换到受众的角色,《铁在烧》中,讲到战争的严峻局势时:“我们不知道那一刻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第 63 军军长傅崇碧是怎样的心情,但时隔半个世纪,傅崇碧在晚年写戎马一生的回忆录时,这位耄耋老人仍然能把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命令都准确叙述出来,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永生难忘。”这里的“我们”既是指叙述者,同时也为与观众心理搭建一条通道,站在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知晓当事人的具体心情,然而,透过回忆录里的细节记述,可以想象对于当事人一生的影响。叙述者将自己作为受众中的一员,带着探寻的态度去发掘事实的真相,以此与观众产生默契与共鸣。   文献片以发掘事实为基础,以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段为渠道,而解说词作为声画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文献片完成对事实的叙述和对主题的诠释。近年来,由于创作主体越来越重视解说应该怎样“说”,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怎样才能结合媒介特征使声与画有机统一,怎样才能更贴切地契合观众的接受心理,因此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创作诉求,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化的解说,它们更加准确、精炼、深入人心,更加带有叙述主体的个体化风格,与其他元素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一场现实与历史的影像“对话”。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集团《桥·纪录影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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