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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忆我的纪录电影生涯(下)
文/ 庄唯

发布时间:2016年04月18日 15:47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本文作者庄唯 本文作者庄唯 庄唯 1929年出生。 1947年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助理、摄影师、编导。 参加辽沈、平津战役的拍摄,曾驻广东、陕西、西藏等摄影站拍摄时政新闻。参加拍摄《新中国的诞生》《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等。编导兼摄影的影片有《加拿大见闻》《今日柬埔寨》《十世班禅》等。   二、难忘周恩来总理   “快给他们盖上” 19495月的一天,袁牧之(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通知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从助理摄影师转为正式摄影师了。”之后,我就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拍摄。    1949年7月,毛泽东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勤政殿合影 1949年7月,毛泽东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勤政殿合影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 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在北京安插了不少特务,他们经常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原北京市市长何思源家里就被特务安置了炸弹,炸死了他的女儿,炸伤他家的人。为了保障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警备安全工作很紧张,我们也很警惕。 当时中南海勤政殿里里外外一片忙碌,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经常要开各种会议,其中两次重要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是在这里开的。为了拍摄,我们的电影器材要运到里面去。我很担心万一特务混进来,在器材里放个炸弹,那就糟糕了;或者敌人掐断一根电线,哪儿弄点毛病出来,我们就工作不了。怎么办?为了安全,我们把拍摄电影的器材,摄影机、录音机、胶片等等搬进勤政殿后,当晚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就守在了那堆器材旁边,睡在了勤政殿地上的地毯上。 那时候是阴历三四月份,天还很冷。我们就把地毯掀起来,钻到毯子底下,用毯子盖在身上取暖。天亮醒来时,我们感觉不冷了。再一看,我们每人身上都盖了两三件大衣。一问才知道,夜里周恩来总理和公安部领导罗瑞卿到勤政殿检查会场安全。周总理发现了我们,说怎么地毯底下还有人呢,工作人员要把我们喊起来,被总理制止了。总理说,两个年轻人是在这里看守机器呢,白天累了一天了,好不容易睡着。说着,他又让工作人员赶快找两件大衣,总理跟工作人员说:这屋子这么冷,他们才钻到地毯底下取暖的。快给他们盖上,不然感冒了,明天就工作不了了。 听了勤政殿工作人员的讲述,我们俩很感动,这么点小事,国家总理都做得这么周到,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巧克力多吃一些” 那是196412月,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埃及,我跟随代表团拍摄。抵达埃及首都开罗时,纳赛尔总统亲临机场迎接,沿途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一是埃及人对客人特别热情,他们握手的时候总是用尽最大的力气,表示亲密友好。由于握手太多,总理的手都被握肿了;二是几十公里欢迎人群不断,周总理站在敞篷车上,不停地向人群招手致意。四十多度的高温天气,一路下来,总理的衣服都湿透了。 1221日早上,我到独立宫餐厅用餐,迎面碰上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周总理一下子把我叫住:“庄唯,你过来,我告诉一个好消息。” 我一愣,心想,什么消息,能让国家总理亲自告诉我? 总理非常高兴地跟我说:“我今天收到的国内电文说:昨天晚上在北京文化部举行了一个表彰大会,副总理、政治局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参加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主持,会上表彰并且颁发了全国十大优秀摄影师奖,你和冯世昌都榜上有名啊!”然后他又不无惋惜地说:“只可惜你们没在场,没有能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你们颁奖的鼓励。昨天的表彰会上给你们每人发了一个奖状,是精神奖。我倒觉得应该发点物质奖。”这时站在周总理的陈毅副总理也兴奋地插话:“应该给一些物质奖励。”他们的话音刚落,在餐厅里就餐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站了起来,为我和冯世昌鼓掌祝贺。 1222号,经过几天超负荷的紧张工作,我的搭档冯世昌病倒了。大冯一病,全部的拍摄工作都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每次拍摄除了沉重的摄影机,还必须背着足够量的胶片。抢拍镜头的时候要迅速冲到最合适的角度,一盘胶片在抢拍中会很快被消耗完,需要刻不容缓地换上新片。平时两个人可以相互配合,现在一个人,真的有点吃不消。这让总理很着急,他对我说:现在你的任务太重了,你千万要注意身体。我已经告诉外交部让他们和你们厂商量再派两名摄影师来,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办好外交手续,现在只能由你肩负重担了。总理还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多给庄唯增加一些营养,巧克力多吃一些。 为了减轻我的工作压力,总理把他的军事秘书和卫士长叫来,他们两个都是上校级的军官,总理对他们两人说,从现在起,你们俩要帮助庄唯,给他背胶片包。一旁的陈毅副总理也说:我的卫士长老高可以帮你打灯光。就这样,在总理的帮助下,后一阶段的任务因为有了帮手,进行得很顺利,工作完成得也很出色。后来,我常常想起这段经历,每次还都非常感动。 出访的第三天,周总理把我和代表团成员民航局的吕局长叫到一起,指着我们的伊尔-14飞机跟吕局长说,这架飞机要专门用来运送电影器材,以后这架飞机的起飞降落要听庄唯的,不再听你的指令。这是总理给我的调配飞机起降的权力,我深深地感到他对我们新闻电影的重视。 时光荏苒,一去不复返,但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始终记在我心间:你们是国家用大量外汇购买的胶片培养起来的摄影师,不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省钱,你们要努力做好新闻电影工作。   1987年本文作者(左)在柬埔寨吴哥与“民主柬埔寨”战士在一起 1987年本文作者(左)在柬埔寨吴哥与“民主柬埔寨”战士在一起 1987年本文作者(左)在柬埔寨吴哥与“民主柬埔寨”战士在一起 1987年本文作者(左)在柬埔寨吴哥与“民主柬埔寨”战士在一起   “这个片子帮了我大忙” “文革”中,在我被审查期间,还拍了一部《辉县人民干得好》的片子。派我去拍片时是说要考验考验我,于是给了我“代代红”胶片(保定胶片厂出的产品)和一台新影最老的 “阿莱”机器,让我去辉县拍摄。当时“代代红”胶片还处于试用阶段,质量很不稳定,还没有人用来拍过片子。那机器也很旧了,格数都不准。越有压力,我就越想拍好这部片子。拍摄的时候,胶片的涂层不均,色彩还原不好,好些镜头我经常是拍了七八次才可以用,但最终我把片子拍了出来。 《辉县人民干得好》讲的是河南省辉县的荒山丘陵占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田少、水难、路难、生活难,他们全县人民大干苦干了八年,改土造田,劈山凿石,筑路修渠,让坏地变丰田,水通、路通,生活越过越美好。 周总理当时是与赛福鼎、陈永贵一起看的这个片子,很高兴,当时就提出,这个片子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要干社会主义,也看出片子的作者是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了。周总理实际是在批判当时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风气。 总理说这话是谁告诉我的呢?是陈永贵。他找到我,让我帮着他们也拍个片子,并帮助大寨培养几个学生。陈永贵告诉我:总理一看一边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不抓生产了,好多地方都不生产了,我很担心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片子帮了我的大忙。周总理马上和陈永贵谈,要抓生产,大家要抓农业生产。辉县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值得推广的,如果我们每年能有三十个这样的县,我们国家的日子会更好过。   “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我们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关心着我们新影。新影档案资料里还保留着许多周总理亲笔修改解说词的手稿,大都是用毛笔改的,有的片子还改得很多,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去看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很多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片子,有不少在国际上得奖了,那都离不开周总理的关怀。 周总理常常对我们的电影提出意见,那时候老百姓看到的新闻电影主要是《新闻简报》。周总理就提出:《新闻简报》什么叫好呢?老百姓能看懂,有头有尾,这就是好作品。总理这句话成了我的工作指南,每次工作我都会想,我这个镜头拍下来,老百姓能不能看懂;这个镜头拍下来,会起到什么作用。以此激励自己,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 还有一句周总理常说的话,我记忆犹新。总理说:你们是党员,党用外汇买了胶片(当时我们拍摄用的胶片,特别是时政主题用的都是从国外进口)培养你们,你们的成本不低呀,将来你们要把你们的经验很好地留给你们后人,让他们少走弯路,多长知识。   “这不是宣传工作者的头脑” 那时候周总理经常来审看我们拍的片子,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有一部抗美援朝的片子,其中有一个烧美国国旗的镜头,解说词说:这是谁的旗,这是强盗的旗帜。总理审查的时候说:这怎么是强盗旗帜?美国的这个旗帜也是美国人民鲜血染红的,你在片子这么一骂,把美国人民也带进去了,不能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这就是领袖的思想境界。我们只想这是敌人的一面旗帜,只顾解恨,但是总理马上想到,这个旗帜上是有人民的鲜血。他能看出问题,告诫我们不能图一时痛快,这不是宣传工作者的头脑。   “为什么不尊重事实?” 1966年国庆十七年,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解放军、民兵、青年学生一块在天安门城楼上照了个合影,我当时在场,好像是新华社或者是《人民日报》记者给照的。第二天,报纸登出来了,画面变了,来了个“换头术”,把原来陈毅、邓小平的位置换上了他们所需要的人物的头像,把周围的群众、民主党派人士也全都拿下去了。后来总理找我说:“庄唯,你把电视台李华叫上,杜修贤(新华社的照相记者)叫上,我和他们说一说。”后来我把他们找来,来到总理面前。总理先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的五星红旗代表什么?我们党的三大法宝是什么?他说:五星红旗代表是多个阶级的团结协商,而不是一党专政。这个旗帜体现着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体现这个。现在你们不是搞统一战线,是搞孤立领导,领导就应该脱离群众?领导只能和领导干部在一起吗?这种做法非常错误的,西方资产阶级还讲尊重事实呢,我们为什么不尊重事实?怕事实,就是有鬼! 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很震动。周总理的教导使我懂得了坚持实事求是,遇到问题一定要多想一想。多想一想,才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圆满一些,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意义。   三、那些难忘的精彩镜头   说服力:在镜头中体现 几十年的摄影工作,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拍纪录电影,特别是新闻纪录电影,最能锻炼一个人的观察力,也最能考验你的思想水平高低。也许有人会说,拍摄不就是近景、中景、全景吗,很简单,不用去动脑筋就能把它拍出来。然而真正抓住思想、抓住主题,就完全不一样。抓住了,你拍出的镜头才具有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平常下功夫。在我摄影工作中,曾经拍摄出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精彩镜头。   1964年12月,新影摄影师拍摄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jpg 1964年12月,新影摄影师拍摄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 比如,跟随周总理去印度拍摄谈判中印边界问题。镜头中周总理慷慨陈词;镜头摇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却是一种很有点心虚的样子。后来这个片子在各地放,大家都说这个镜头很有说服力,一看就能说明真理在谁一方。总理看了以后,也是很满意的。 还有,邓小平到前苏联论战胜利归来,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去机场欢迎。邓小平一下飞机,绕机场一周,大步前进,阔步前进,边走边摇着花束。在这个时候我马上想到,说我们胜利了,怎么能体现在画面上呢?我就从邓小平昂扬的近景,摇到手中的那束鲜花……这个镜头也成了经典镜头了,大家都很赞赏这个镜头。   抢镜头:机器一直没有停 我觉得只要你肯动脑筋,只要你更多地去联想、更多地去观察,关键时刻就能抢拍出好镜头;如果你很懒,拿着机器随意拍摄,很难拍出精彩镜头来。这一点在我的工作中,深有感触。有时我们拍一组镜头,也许会觉得这个事是很容易的,比如拍会议,开会不就那几个镜头嘛,但这里也要动脑筋,也需要自己不断地去钻研、去发现,才能拍出个性的东西,才能拍出点精华。 1966年,我抢拍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林彪改稿子的镜头。当时在场的有新华社记者,电视台记者也不少,但他们没看清,没拍上,后来新华社用的那张照片是从我拍的镜头里剪下来的。当时我看到毛主席正在给林彪改讲话稿,林彪那天军装穿得很整齐,毛主席也很慈祥,感觉这个画面很不错。但是通常这种情况旁边的警卫是不让拍的,怕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由于我当时是咱们摄影队的负责人,和那个警卫处长熟悉,所以警卫也没有硬拦我,我就用了很短的时间,在没有影响到毛主席他们工作的情况下,机器没停,就用镜头切换,把那场景拍了下来。后来大家评论这个画面,说这个摄影师很成熟,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了这样有情绪的镜头,确实很难得。   用情感:拍摄长街送总理 作为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要具备许多素质,思想性、艺术性,文笔还要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感情,要带感情进去拍摄,就是我们常说的:只有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观众。没有感情,就选择不好镜头。 1976年,在拍十里长街送周总理时,我曾用真挚的情感拍下过这样一组镜头: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抱着四五岁的小女孩,孩子穿着小羊毛大衣,旁边是孩子的妈妈……男子一直在控制自己,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周总理的灵车开过来,突然间男子控制不住,哇地哭了出来……他一哭,小女孩马上抱住了爸爸的脖子,孩子妈妈也扑到了男子的身上,一家三口悲痛欲绝。这一组镜头,马上编进了片子里,编辑说很有感染力。   1976年拍摄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拍摄十里长街送总理 当周总理的灵车经过天安门时,我还抢拍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从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主席画像,慢慢摇到载着周总理遗体的戴着黑纱、黄纱的灵车……这个移动,代表周总理和毛主席最后告别。这个镜头后来好多人评论,说虽然拍摄的是景物,但是表现出了深深的情感。   选角度:邓小平在黄浦大桥 1992年,拍摄邓小平南巡,我这次的任务不是拍胶片,因为新华社没去人,我的任务是拍照片。我带着照相机,一路拍了八百多张照片。后来新华社拿我的照片进行展览,新华社评论说,这一看就是老摄影师拍摄的,画面信息十分清晰,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在哪个站台上、和谁谈话,交待得一清二楚。有的人还问我怎么能做到这样,我说这是多少年的积累,镜头一举,马上会想到时间、地点、人物等五大要素,脑子里面就有这个概念。 邓小平在上海参观黄浦大桥,当时有好多记者以水面为背景拍摄的邓小平,结果拍出的效果是光看这个画面,只有人物,没有地点,看不出来是在哪里拍的。而我拍的那照片呢,邓小平侧面就是黄浦大桥,大桥的高度、深度,全都呈现出来了。   1992年拍摄邓小平南巡时和家人在一起 1992年拍摄邓小平南巡时和家人在一起 1990年由本文作者(中)编导的纪录电影《十世班禅》获1989—1990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 1990年由本文作者(中)编导的纪录电影《十世班禅》获1989—1990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 拍了几十年的纪录片,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难忘的往事。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一个电视工作者,一个新闻工作者,我非常热爱我的岗位。我常常想我们新闻电影工作者,脑子不能闲着,要不断地学习,用别人的东西,用自己的东西来教育自己,才能不断的提高。   (本文作者:中央新影原总编辑)                                                           注:本文根据庄唯2013年中央新影厂庆60年专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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