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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忆我的纪录电影生涯(上)
文/庄唯

发布时间:2016年02月03日 16:08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庄唯 本文作者庄唯 1950年冬本文作者(左)拍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jpg 1950年冬本文作者(左)拍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1955年本文作者在南斯拉夫拍摄时与当地儿童一起 1955年本文作者在南斯拉夫拍摄时与当地儿童一起  庄唯 1929年出生。 1947年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助理、摄影师、编导。 参加辽沈、平津战役的拍摄,曾驻广东、陕西、西藏等摄影站拍摄时政新闻。参加拍摄《新中国的诞生》《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等。编导兼摄影的影片《加拿大见闻》《今日柬埔寨》《十世班禅》等。   一、那些难忘的往事   辽沈战役:转战东北 1945年,东北光复。之前在日本的铁蹄下,我们受的是奴化教育,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知道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了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这时,我们的中学开始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我知道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知道了什么是热爱祖国,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逐渐感觉到共产党主张的这个主义好,它要民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把贫困落后的国家变成富强的国家。 1947年,我考入东北军政大学,年底毕业,被分配到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工作。 1948年年初,我参加四平战役。我跟随拍摄的部队是阻击国民党援助四平守敌的增援部队的。记得我们进入四平市区的时候,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瓦砾,连一段残垣断壁都看不到,人们说:“四平、四平、四次,攻战全平了。” 5月,我和吴梦滨被分配到民主联军八纵队六十八团,从此,我们开始了正规的部队生活;战术演练是必修课,“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是必须掌握的。最严格的要求是“敢于刺刀见红”。 7月,青纱帐起,辽沈战役开始行动,我们部队悄悄踏上了征途。我们翻爬高山,穿过沙漠,忍受着饥渴,进入蒙族岗岗村一带的时候,不少同志因为一天喝不上一口水倒下了。 9月下旬,北风初起,我军运输线被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切断。我们在辽宁彰武一带,军需品运不上来,部队粮食供应量从每天一斤二两减少到八两,可行军里程不减,一天120里。 10月,寒风刺骨,大凌水结冰,我们穿着单衣趟水过河。因为摄影器材多,部队特意给了我们一匹马。这马不是战马,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役马。过河的时候我真担心它失足摔倒。那河水有齐胸深,我一手扶着头顶着的摄影机,一手拉着马尾巴在水中艰难地前行。对岸的敌人不断向河面扫射,上游不断有尸体冲下来从我们眼前飘过,很是恐怖。我不断为我们的老马加劲,跟它说话:“你是我的好战友,上岸以后我会找点粮食给你吃,让你吃得饱饱的。”老马还真的很争气,我们一起顺利地到达了河岸。我顾不上自己浑身湿透,寒冷无比,赶紧先为老马擦干身体,忽然老马好像高兴了似地嘶叫起来,我拍拍它,对它说;“这次渡河,你贡献最大,我要为你请功。” 兵临城下,锦州被我军围住。锦州城有着两丈多高的城墙和绕城的壕沟。总攻的命令下来后,战士们用炸药炸开了城墙,一鼓作气爬上城墙,然后跳进城里。我跟着战士们经过面粉厂,从城市供水的水塔下穿过。被炸弹击穿的水塔里的水不断喷出,道路又泥又滑,很不好走。在黑暗中我几次从尸体上爬过。经过多次冲锋、卧倒;卧倒、冲锋,我们冲到了锦州火车站前广场。天亮了,我们来到了敌人范汉杰的司令部,那些敌高级军官,早已被我军先头部队带走。在敌司令部,我们稍事休息。我又饿又渴,看到长桌上放着饮料和红酒,就什么都不顾了,拿起来就一口喝光,顿时觉得饥饿感减轻了。过了一会,吴梦滨走到我身边问我,说你脸怎么这么红,摸摸头也发热,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事。敌人作战室里有面大镜子,我对着镜子照了一下,自己也下了一跳,我的脸又黑又红的,军装上沾满了血迹,两眼发直。我想战争把我搞成了这个鬼样子。 离开敌指挥所,来到街上的中正银行,这个大楼四层高,是锦州城最高的建筑,败退的敌人躲到这个楼里和我军对抗,楼上楼下有三四百敌人,我军把大楼团团围住,不断向他们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此时锦州全城只有这座楼还被敌人占领着。随后我军坦克出现了,坦克手主动提出帮助进攻。我前线指挥官说,现在用不着,你等着看吧,我只要一声令下,敌人就会全部报销。原来,他早已让一个排的战士,每人抱十斤炸药,送到楼里。这是只听指挥官大喊了一声“起爆”!眼看着,这座大楼瞬间倒塌。敌军都被化作烟尘。 锦州全城响起了胜利的号声,指战员们欢呼雀跃,东北全境解放仅在咫尺。   天津前线:险些漏拍 天津解放时,我跟着四野一纵队,这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专打硬仗,就是后来的三十八军。敌天津警备司令部是陈长捷的指挥所。东北部队进关后要打好解放天津这第一仗,首先就要拔掉陈长捷这个钉子。我和刘德源跟着部队上去了。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出了事。由于天气寒冷,加上行军中的磕磕碰碰的振动,摄影机的发条忽然断了。   本文作者在平津战役前线拍摄 本文作者在平津战役前线拍摄 当时,我们后面部队中还有几个摄影队的战友,石益民、李华他们。我就提出,到后面找他们去。找他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就在我走在天津街头,想办法的时候,碰到一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是地下党员,正在天津值班。他说:我也是拍过电影的,我看见有两个人带着摄影师往那边去了。原来天津地下党早有布置,要求地下党员都走上街道,给解放军带路。我在他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我们的摄影师。我告诉我的同事,前面马上要解决警备司令部了,要赶快去,不然的话,就要漏掉镜头了。 就这样,我们一起又穿过封锁线,赶到前线。正好这个时候,部队发起最后一次冲锋。现在电影资料里就留下了陈长捷被活捉的镜头。   南苑机场:见到毛主席 天津解放后,我们就到了北京。在南苑机场,我见到毛主席。 19492月份的一天,领导跟我说,明天在南苑机场有活动,你带着电影器材跟徐肖冰一起去拍摄现场。   1949年新影摄影师在南苑机场拍摄毛泽东主席检阅部队 1949年新影摄影师在南苑机场拍摄毛泽东主席检阅部队 第二天,南苑机场有雾,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只见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好多吉普车。走近了,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第一个迎上汽车的是叶剑英,当时他是准备接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上去,把走在最前车的车门拉开,毛主席穿着一件大衣风尘仆仆地从车里出来。我当时很激动,我见到毛主席了,感觉到又兴奋又光荣。不自觉地突然间喊出来:“我见到了毛主席。”后来我给“东影写了一篇黑板报稿,题目就叫《我见到了毛主席》。 后来,毛主席在南苑机场检阅了解放平津的部队。受阅的全部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是在前线立过功的英雄集体;“塔山英雄团”、“解放四平战斗团队”、“黑山阻击战英雄团”等等。当毛主席出现在部队前面时,战士们欢呼雀跃,许多战士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特别高兴、激动。我的印象中,那天,每个战士都把自己最好的军装穿上了,把自己得过的军功章、奖章戴在了胸前,胸口挺得高高的,向毛主席敬礼。 我在移动车上拍摄,吉普车上的毛主席正好对着我的镜头,毛主席看着也是很激动的。看着战士们敬礼,他也赶快把手举起来,向英雄们致敬。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这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日记谈了我这天的感受。我说:战士们敬礼,举起来手,不是这么轻松。因为这不仅仅代表的是他们个人,还代表着那些牺牲的战友在向毛主席致敬。而毛主席敬的这个举手礼,也不仅对着面前的战士行礼,也是向死难的革命烈士们的致敬。 在这天,毛主席还和摄影师们合了影。毛主席在检阅军队之后,又和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傅作义等各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见面,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拍完这些镜头后,周总理提出来说:摄影的同志很辛苦,这么冷的天,他们还满身大汗,主席,我们和他们合个影吧。但是很可惜,我没拍上,因为我正拿照相机给别人拍照呢。   双清别墅里拉家常 1949319日,就是南京解放前一天,我到了双清别墅,到毛主席家去拍摄。那天是徐肖冰带着我,我们两个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接的我们。 双清别墅,清朝时候是皇家的园林,后来傅作义在那住过。毛主席到北京后就住在那里。我和徐肖冰进去以后,先出来一个女同志,是江青。江青那时候很朴素,也很利索,对人也很热情。等拍摄准备工作做好后,把毛主席请来了。毛主席穿一身深绿色的旧呢子衣服,裤子补两块大的黑补丁,上衣的袖子也补了块黑补丁。毛主席认识徐肖冰,边和他握手边说:肖冰,我们又见面了,刚刚分手又见面了,我们这次见面不在延安,是在北京。这时徐肖冰就介绍说:主席,这是庄唯同志。毛主席就过来握着我的手,和我拉起了家常。   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本文作者在双清别墅毛主席故居前留念 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本文作者在双清别墅毛主席故居前留念 主席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17岁;家什么地方,我说黑龙江;参加革命几年了,我说参加革命三年了。主席又说:想不想家?在这个时候我很不自觉地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想回去看看我的额娘。”我是满族人,管母亲叫额娘,实际发音是(na ne)。我说完,主席愣了一下,没听懂我说的话,江青过来说:主席,他是满族人,额娘就是妈妈的意思。主席听后拉着我说:以后见着你母亲,代我问个好。主席又问:你上过学没有?我说初中毕业,高中上了半年,学校就停课了。主席拍着我的头说: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你们还要建设新中国呢。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怎么建设新中国?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这句话是毛主席亲口对我说的,我一直把它记在心里。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很注意学习,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在纪录电影专业的岗位上,我获了不少奖,党和国家还给了我不少“模范”、“英雄”、“先进生产者”的荣誉,应该说这些都是毛主席教诲的结果。   西藏解救小索朗 1953年夏天,我带着摄影队进入西藏,去建立新影的西藏记者站。 我们是骑马跟着各桑旺堆的骡马商队进藏的。当我们走到唐古拉山下的黑河地区的一个河滩地带时,忽然听到了孩子凄厉的哭声,那声音很揪人心。这里荒无人烟,怎么会有小孩的哭叫声呢?我寻声走过去,发现几只秃鹫正扑向一个躺在地上的孩子,孩子发出了很惨的哭叫声。我和两个藏族同事赶紧跑了过去,轰跑了秃鹫,抱起孩子。孩子有五六岁,浑身发烫。我们赶紧拿出带来的消炎退烧药,给他服了,又给他吃了些东西,才缓了过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索朗。 当时我们非常注意民族政策,我们进藏,国民党特务就造谣,说我们去了要屠杀西藏人民。我担心如果把这个病孩子带走了,特务会造谣说是解放军抓走了谁家的孩子。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的村庄去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当地人告诉我说:那是路过此地一家人丢在那里的,因为孩子病得很厉害,觉得他快要死了。藏族老乡说:你们能救就救救这孩子吧,佛祖会保佑你们的。 就这样我们治好了小索朗的病,把他带到了拉萨。当时拉萨小学刚刚成立,我就把索朗送到了学校上小学。学校有个女老师对我讲,你工作很忙,我来替你照顾这个孩子吧。于是,我一外出拍片子,就把索朗交给女老师照顾。 索朗跟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他穿着我的军装,虽然有点大,但是很神气。在同学的面前,索朗说我的家长是解放军拍电影的。每月他都会把分数册带回来让我签字,每次还有老师给家长的信,信封上写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西藏摄影站收”。我跟索朗相处了三年多的时间,我从西藏摄影站走后,接替我的摄影师们都成了索朗的家长,摄影站就是索朗的家。 后来在政府的关照下,索朗读完了小学、中学,然后上了西藏的一所军校,毕业后当上一名武警公安干部,还评上了中校。他一直表现很好。有一次他外出,碰到一个牛毛帐篷失火,听见里面有小孩的哭声,他冲进去,救出了两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后来记者采访他,他说:是解放军救的我,是庄唯阿爸救的我,要不然我就没有今天。我宁肯烧死,也要把孩子们救出来。 我和索朗的故事,当时在西藏、在解放军里流传很广,西南军区的文工团曾以这个故事为背景编排了一个话剧到处演出。   跟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尼 今年的一天,女儿告诉我,她在网上看到我们当年拍摄的《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片子了。女儿用笔记本电脑给我播放了起来。尽管图像有些模糊,配音也有些“丢转”,但是依然是一部好看的时政新闻纪录影片,这让我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少,中国也需要走出去,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根据这个情况,1963年,中央决定派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六国,印度尼西亚是第一站。 将刘少奇主席的出国访问记录下来——我们新影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我和当时公安部的岳欣局长先行,提前半个月抵达了印尼。 自从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让这个片子有所创新,突破以往时政外交片的陈旧死板的程序套路。在采访中,我看到了这个热带国家的美丽,感受到异国风情的魅力,特别是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热情。我觉得,突破就应该从观众们感兴趣的内容下手,在国外,我们的摄影机就是中国人民的眼睛,我们镜头拍摄到哪里,国内的观众就能关注到哪里。于是在影片的拍摄计划里,我充实了这部分内容。 印尼是个千岛之国,风光迷人,热带物种丰富,具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对中国领导人的来访,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表现得十分热情,在首都雅加达,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的巨幅画像就挂了九十多处;我采访了一个印尼舞蹈团,这里正在赶排民族舞蹈“伞舞”,舞姿十分优美,令人赞叹。 安格隆是印尼著名的一种用竹子制作的打击乐器,每个乐器只有一个音调,需要大家协同合作演奏,曲调十分优美。这也是当地接待客人时,首选的体验活动。我们代表团成员,包括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都体验了一把。现场陈毅副总理风趣地略显笨拙地摇动乐器,引起全场的一片大笑,我及时捕捉到这个画面。在后来影片放映的时候,每每这个镜头出现,影院里都会引起一片欢笑声。 刘少奇主席一行还参观了世界著名园林茂物植物园和印尼火山遗址。在他们参观火山时,我抓拍到一个细节——刘主席和苏加诺亲密地交换了各自的帽子。在两国首脑之间出现这样的表现,是一个表现亲密关系的动作,很具有表现力。 刘少奇主席还在巴厘岛参加了当地一年一度的葬礼活动。据岛上的传说,人的一生从降生到寿终要经历72个灾节。当地驻民化装成鬼神,在铜锣的伴奏下舞蹈,场面不大,但却很抓眼球。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把这次拍摄的镜头一一回顾了一遍,心里很满意,相信这部纪录片一定会在时政外事活动的表现上,有一个不同反响的结果。影片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品,除了图像,声音也是塑造影片风格的重要组成。非常感谢大使馆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印尼风情的音乐,应用到影片中,真是锦上添花。 给影片配解说播音,是张桂兰,她的嗓音亲切、甜美。配音前,我嘱咐她,这部片子虽然是时政片,但一定不能有生硬冰冷的感觉,要发挥出她嗓音独特的优势,带着两国人民的情感去录制。“这里是印尼首都,雅加达……”这是影片开始的解说,张桂兰特意把“达”字拖了一个长音,这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立刻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正是张桂兰的这句配音,影片公映之后,模仿她说这句话竟然成了一种流行表达。厂里人和张桂兰开玩笑,都称呼她“雅加达”。 对这部影片的第一声赞扬来自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这是一部好影片。”这部影片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成了观众最喜欢的影片和人们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刘少奇主席的形象也因此得到很大的提升。 (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庄唯在新影成立六十周年时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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