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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谈记录人生:行万里路 只认一条路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06日 16:06 | 来源:中国艺术网 | 手机看新闻
      干什么都没有拍纪录片来得痛快   常年留须,豪迈直爽,古道热肠,特别生活化的人,这是很多人对于纪录片人高峰的印象。平易随和的本色性格和对年轻人的热心提携,使高峰成为纪录片行当里的“带头大哥”。
 
  80年代的中国,电视领域还并未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当时学中文专业的从事编辑、记者的比较多。把我分到了采编中心的时候,我还弄不清采编中心是干嘛的。”高峰仰头想了会儿,转了转眼睛,“如果不是来电视台……”,停顿下来,略带着回忆的神情说:“或许我现在从事着写作或者是记者的行业。” 
  在高峰看来,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中文系,自己原本不该从事纪录片的工作,也“从来没想过要干这个行业”。然而,自1983年他进入中央电视台算起,在这三十年里,高峰一直从事纪录片方面的工作,从未间断。    1984年,拍摄《川藏纪行》,他大半年奔波在川藏高原,历经险恶,出生入死,一度是圈子里有名的拼命三郎。第二年,《川藏纪行》获全国电视社教奖系列片一等奖。1985年的《青藏公路》(5集)、《郑和》;1986年的《把名字刻在沙漠上的人们》;1987年的《天府之梦》、《天下第一山》……    翻开他的个人履历,我们发现,高峰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去的地方多是沙漠、高原甚至是蛮荒的无人区。西北长大的他对于行走和大地有着近似偏执的热爱。用“闯江湖”——这部他于1988年和康健宁合作导演的纪录片片名来意会他的人生之路,恰如其分。
 
  如今看待这段“被选择的行业”,高峰称自己很幸运,“比起其他电视行业,比如做新闻、娱乐节目等,我都觉得没有做纪录片来得痛快。”
 
  “能使我终身难忘,回首往事又不觉得虚度光阴的,那就是拍摄纪录片。”
 
  在三十年从事纪录片工作之余,他不荒废自己的写作爱好,发展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不同的是,他的笔端指向了一条路——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自90年代开始,高峰出版了《电视纪录片及其审美选择》、《电视纪录片及其审美选择》等纪录片专业类书籍。
 
  谈到纪录片对于他人生的意义,高峰表示:“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是以最真实的态度去记录真实的生活。用这种状态去面对生活、发现生活、记录生活、表现生活,能够使我的人生价值得到升华,让我对世界的看法相对来说比其他行当的人要更加深刻。”
   我们逐渐在失去珍贵的仪式感   7080年代的集体看电视,对于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是一份珍贵而美好的记忆。高峰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觉得那是一种“最初的圣神感”,而这种“神圣感”留在自己的心里,是怎样都抹不去的。
 
  “我是在西北长大的。那时候,电视还很少,当时只有一两户人家有电视,电视台也只有一两个频道。”高峰印象中最难忘的集体看电视的回忆,是源于周总理逝世的一周年,当时电视上有个悼念周总理朗诵会。高峰说自己很深地记得当天所有人是站着看完节目的,就连“八十岁的姥姥也是站着看的。” 
  “仪式感很珍贵的,我觉得我们逐渐在遗失这种仪式感了。”如今,虽然人们追求文娱活动的条件好转了,但是去电影院看纪录片仍然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高峰坦言:“这种奢侈感,不仅对观众来说是奢侈,对于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人来说更是奢侈。”    而一些人也有着困顿,如今每个家庭完全有独立观看纪录片的能力,并且在家观看能获得一种轻松随意的收视环境。有人疑惑: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走进影厅,和大众一起去看纪录片呢?对此,高峰理解:”通过大荧幕,很多人一起去观看,更能检验一部纪录片的好坏。因为这其中的附加值会更多,包括纪录片的声音处理、影像处理、节奏的处理。无疑,在大荧幕上看纪录片能够获得观影的最高境界。”    相比之下,这种“奢侈”行为在国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存在现状要好于国内纪录片的观看现状。2008年,被称作是韩国独立长篇电影蓄势待发的一年。这一年,由李忠烈导演的《牛铃之声》吸引了超过300万人次的观赏,这样一部描绘八旬农夫与长年陪伴在其身旁的老牛一段友情的故事,在韩国创下1亿2千万(人民币)的高额票房,然而它的投资成本只有投资不到200万人民币。    “那么多人在电影院里面去看农民和牛的感情的纪录片。这对于纪录片人来说是幸运的,同时也是让人羡慕的。”高峰表示,相比之下,纪录片在国内并非没有票房市场。为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1997年,新影厂推出大型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创下3700万元票房,巧的是,这样的票房成绩与同期上映的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刚好持平。    “从名字上来听,这就是一部很政治化的纪录电影。有这么多人走进电影院观看,说明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面对如今艺术类的故事片在影院都没有一席之地的感概现状,高峰同样表示“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只要我们的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扶持,我们纪录片人有信心,我相信,在影院看纪录片是有这种可能的。”高峰表示,希望更多的影厅能够放映纪录片,“只要政府要求一个电影院里,有多少影厅,其中就必须有一个影厅放映艺术电影的纪录片。我觉得这个政策提交起来也不难。”    被放弃的,正在重新被拾起   2001年,CCTV-10(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创建之初,高峰亲自策划命名栏目《人物》、《讲述》、《百家讲坛》、《探索·发现》、《走进科学》、《地理·中国》、《健康之路》、《我爱发明》、《自然传奇》等后来家喻户晓的栏目;由于个人的突出成就,高峰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儒勒·凡尔纳” 奖。    谈到这些成就,高峰认为都不如常年拍摄纪录片以来所养成的,用真实的态度去记录真实的生活习惯来得重要。“真实的含义是指能否概括事物的本质特征。”面对现在很多的记录片过于追求形式,、甚至去过分扮演,破坏人的想象空间的记录现象,高峰一再和我们强调真实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纪录片拍摄中,“真实”就是前面的“一”,“灯光、配音等等”这些都是尾随其后的”零”,“没有这个‘一’的存在,后面有再多‘零’有什么用呢?”    高峰表示,近几年来,这种纪实的元素已经进入到文艺晚会、综艺节目等方方面面,也使得我们的荧幕发生了很多的改观。在传统的美食栏目中,以往虽然节目多,大多是栏目化的制作,很少把人文情怀、人物命运放进去。在这种背景下,《舌尖上的中国》一出来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高峰表示,“《舌尖上的中国》最大的成功是,真正用了纪录片的元素和纪录片的特色去占领了饮食领域。把人物命运、人物故事和更多的社会形态和背景融进去,这个就是纪录片人要做的事情。”    “以前的晚会,娱乐节目都是在用掐尖儿的手法,选择最好的舞蹈和相声、小品,用主持人串联的方式糅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好是好,但是整体下来不够生动。”    “然而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一路过来,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吸取了纪实艺术的特点。整个过程当中,不像掐尖一样全部去掉,他们特别珍重这种纪实的过程,包括考试过程、包括争吵、亲友团的状态,纪录片的特性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高峰表示,不仅是晚会,综艺节目是如此,纪实元素也同样对新闻有着深入的影响,在这几年的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的过程中,很多生动的新闻报道也都带有纪实的元素。    “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就是过程的魅力。往往在一件事情中,只有行为过程的细节处才是最能打动人的。所以,以前往往被我们忽视掉的、被放弃的,也正在被我们重新拾起。”高峰亦表示,这是荧屏节目存在的一种好的趋势。    几百次的收视率有谁统计过   新影厂的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作为我国唯一生产新闻纪录影片的专业机构,新影厂自1947年以来共拍摄了4000多部纪录影片,再加上从外界收集的影像资料,共计拥有时间跨度达100年之久,数量多达5000部、42万分钟长度的珍贵历史影像。    2003年,新影厂收入7000万元;2012年,转企改制后的中央新影集团收入达5.4亿元。高峰曾自豪地向外界表示“新影厂年收入是以40%的比例递增的!”    十年以来,高峰一直致力于纪录片市场化的开拓之路。高峰觉得“把市场和纪录片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慢工活儿”。面对于外界对于纪录片收视率低的言论,高峰则认为纪录片并不像综艺娱乐节目、新闻节目一样迅速得以回报,它的收视率评判也不该和这些放在同一标准上衡量。    高峰拿不同的体育节目向我们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是一个体育比赛,新闻是百米冲刺,在你的视线当中,百米冲刺就能完成了;晚会像是一个球赛,在你的视线中,起承转合,也能够完成。唯独纪录片不行。纪录片无法在你的空间中完成,它像是一个长距离的马拉松赛跑。”    “我们总是用收视率来判断纪录片和新闻晚会,这是不对的,就像是马拉松和短跑的比较,不现实。“在普遍认为纪录片收视率低的现状下,高峰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收视率是高的,“因为观众进入的方式不一样,如果按照百米冲刺和球赛当时在场的人来判断收视率的,然而马拉松赛跑沿途的观众的人没有收入进来。这就是不公平的。”    “《舌尖上的中国》已经放映了几百次了,包括央视一个频道就放映十几次了。几百次的收视率谁统计过? ”    “一部《故宫》,在国内播过多少次?在欧洲放映过多少次?有谁统计过?也只有首播的时候统计一下。”高峰表示纪录片的营销是长期的,对出品方和效益方也是长期的。只有尊重这样特点,才能真正地促进纪录片的成长。    做纪录片,运气有时也很重要   做了三十年记录片的高峰,对于纪录片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他谈到,国内现在很多的纪录片实则为专题片。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别在于“过程”。    “只是一个观念,没有人的行为过程,就是专题节目片。专题片不注重人物故事、人物过程。这样的片子很多,我认为都不太属于纪录片。只要是纪录片,就要讲述人物的故事、刻画人物形象,展现过程的魅力。”    高峰也坦言,纪录片同样也是一种艺术创作,首先必须得承认它的艺术属性。对于年轻人如何做好纪录片而言,他表示“艺术风格很重要”。
 
  “既然是艺术创作,就要有艺术风格。现在很多的纪录片没有风格,不是说这类纪录片好,那类纪录片就必然不好,而是你是否把这个风格做得很完美。所以,无论是纪实类的纪录片或者表现力很强的纪录片,只要把风格把握住,你就能做得优秀,就怕没有风格意识。我们的年轻人做纪录片,要创造自己的风格。” 
  2010上映的范立欣的长篇纪录片《归途列车》,以在中国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家庭张昌华一家为主题。范立欣跟随记录他们三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呈现农民工的悲苦、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也因为这部记录影片,范立欣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20位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导演之一,对获得这个殊荣的华人来说,只有一个李安,他就是第二个。    “很多成功的纪录片人对于题材选择上很挑剔的,比如范立欣,他拍摄《归途列车》,是因为他非常在意普通人的生活。现在,他拍摄的还是农民,就呆在农村了,他已经完全适应这种风格了。很多人知道李安,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就是世界级的导演。”  “(范立欣)是正好赶上那一年的冰雪天气,农民工滞留车站,国家总理都去现场探望了。”高峰笑着说:“刚好,他所记录的民工就在里面,这大大增加了他作品中的分量。拍纪录片要有恒心、能吃苦、忍受孤独,这是必须的。但是,想做好的纪录片不容易,运气有时候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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