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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听见周总理的爽朗笑声
——新影灯光师郭维钧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06日 14:22 | 来源:中央新影集团 | 手机看新闻
  郭维钧在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留影 郭维钧在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留影     周恩来总理关怀新闻照明设备   从太阳枪说起     提起“太阳枪”,在我们摄影照明的同行中也会感到有些陌生。由于它的寿命之短,此名称现在已经存在了。“太阳枪”的由来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事。但在我的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1963—1964年,周总理为了增加各国之间的了解,对亚非欧十四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他的每次访问都由我厂摄影师、导演随行拍摄纪录片。访问期间,我们大开眼界,同时也感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摄制组同志们特别关注同行们使用的机器与灯光录音情况,从中看到了我们与国外同行的差距。 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新样式的新闻照明灯,它十分轻巧,体积如同手掌大小,发光率却很高,英文名为sungun,中文翻译过来是“太阳枪”。相比之下,我们使用的新闻灯具太落后了!那个年代,通常使用的新闻照明灯是五百瓦强光泡,形状如同一个大蘑菇,由四只灯泡组合成一个整体,功率可达到2000瓦,简称“四联”,也有师傅叫它“127”,实际上“127”是指灯泡的电压标准。由于那个年代,电影胶片感光度都比较低,需高强度的灯光照明才能达到胶片的基本要求。因此,只好采取超电压供电,从正常的127V提高到220V。电压提高后确实大大提高了光的照度,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隐患。最大的问题是灯泡容易爆炸,有时一爆就是四只。在庄重的政治场合,我们的照明师整天提心吊胆,最怕出现问题,我们多么期待有新的光源出现!     随总理出访后,摄制组从国外带回了一台“太阳枪”,当大家看到这个新型光源灯时非常振奋,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奔向上海,找到了年轻的光学家——蔡祖泉同志。当他看到“太阳枪”后,十分坚定地表示一定能搞出来。在他的领导下,大家不分昼夜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几天之后,我国的第一代新光源“太阳枪”在上海诞生了。 新光源的引进成功,为当时还不富裕的国家节省了外汇,体现了年代的大协作精神,对我们新闻电影照明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更新换代的作用,从此告别了落后笨重、不安全的局面。在我厂照明专家去蔡树森、李进芬、田金生等前辈的设计指挥下,一个只能产生民用台灯的上海沪光灯具厂也由此转变成为我国最大的新闻灯具厂,产品受到国内外用户的欢迎。      “太阳枪”的叫法寿命很短,很快就寿终正寝了。“太阳枪”的使用主要还是在中央政治场合,显然“太阳枪”的叫法有点不合时宜,同时又是从外面翻译过来的。我们灯光学家为它重新命名——石英碘钨灯,石英是指玻璃外壳,碘是指充的气体,钨是指灯丝。我们至今还延续使用此光源,只不过是把原来充的碘气改成了卤气。         照大像 中央领导同志在经常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召开会议并与参会人员合影留念,有时人数多达上千人,我们称之为“照大像”,这对照明灯光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新光源“石英碘钨灯”的出现迎来了照明事业的春天,扩展了在新闻纪录电影的应用空间。从最初简单的单管,改成了双管(双联),又发展到六管(六联),最后由六十只石英碘钨灯管组合成,如同蜂巢,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庞然大物,高达四、五米,可以自动旋转,这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大转灯”,成为五一晚会和十一晚会以及人民大会堂常用的照明灯光设备。它是由我们的照明前辈李景忠、蔡树森等人在上海光耀灯具厂制造出来的。    我们如今能见到的历史珍贵巨照,长卷可达两米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见地方部队群众干部上千人的大合影,是由大北照相馆国宝级的摄影师采用了360°摇拍法加之我们的照明灯具在人民大会堂完成的。由于人数之多,只能在厅内摆成圆形,必须在瞬间把每一位领导和群众拍得清晰、幸福、自豪…… 那个年代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靠的是责任和智慧。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照明前辈们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更新改造了首都体育馆、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书房、天安门城楼、政协礼堂、北京饭店宴会厅、人民大会堂等固定光源的照明灯光设备。       割掉尾巴     摄影照明设备中,原来拖了老长的一条电线“尾巴”,照明到那里,电线就拖到那里,既不美观又不安全,每次工作时都得带着笨重的设备前到现场作准备,用地毯压好一根根电缆。在总理的指示下,笨重的设备一次次得到改进,但照明的“尾巴”依然存在。 197111月,周总理在一次怎样接待美国总理尼克松访华会议上指出,照明器材必须“割掉尾巴”,必须在尼克松总统来华前完成此项工作,并请外交部副部长李跃文亲自负责此事。李副部长召集有关方面人员开过几次会,解决了许多难题,同时还动用了航天高科技先进大功率电瓶,这在我们照明历史上是第一次,最终研制成功了体积小、容量大、放电时间长、安全灵活、轻便美观的银锌电瓶灯。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我们用银锌电瓶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拍摄期间,我们举着国产电瓶灯,感到自豪与骄傲、感到为国争了光,那种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我们看到的尼克松访华时的大型纪录电影与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大多都是用“割掉尾巴”的电瓶灯完成的摄影照明任务。     当我们国产电瓶灯展现在美国同行面前时,他们眼前一亮,无法想象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美国摄影师拿出他们认为世界最先进的电瓶灯与我们的比较,体积比我们的大,重量比我们的重,但放电时间又比我们的短。美方非常吃惊,他们高度评价了我们的电瓶灯,再三要求购买几台。由于那个时代,又采用了航天高科技技术,还需保密,只好婉言拒绝了。 这“割掉尾巴“的先进设备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诞生的,是科研人员团结协作、奋发图强的一大壮举。我们感激敬爱的周总理,他把我们的拍摄照明工作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处处为别人着想,唯独没有他自己。   郭维钧(左一)在中南海南门 郭维钧(左一)在中南海南门       又听见周总理的爽朗笑声 周恩来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几十年了,但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他那爽朗的笑声,他那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至今使人难忘。   心细的总理     谈到周总理的真情心细,无人不知,他能叫出我们厂工作人员多少个名字,各行各业都会有说不完的感人故事。一位伟大的共和国总理,日理万机,古今中外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伟人。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至今不能忘怀。     在我们的拍摄过程中,他老人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没有想到的他都考虑到了。在一次与我厂摄制人员的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可能不太了解,老人的眼睛怕强光,不要把灯光直接照到他们的眼睛上。可以把手提灯光先照到别处,然后再慢慢转过来,以便让他们有一个适应过程,拍摄时灯光也要快一些     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给上千人作报告,会场严肃安静,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总理讲话。忽然间,我们固定在会场的灯光设备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打断了总理的讲话。当时保卫人员也紧张起来…… 总理非常淡定,看了看响声的方向,话锋一转:“我前面刚刚提过的质量与科技问题,它们也需要提高质量与高科技嘛!”总理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发全场一片笑声,可我们摄制组的人员脸上却火辣辣的。     那个年代,重大政治活动很多,我们常常在天安门广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拍摄夜景。夏天还好,三九天的夜里站在大卡车上面几个小时,真有点“饥寒交迫”的感觉。数百人,能在那样寒冷的夜间进入大会堂吃点热乎乎的饭,又不需要交粮票,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首都汽车公司的师傅们、公安民警、交警都深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请外面的同志们吃点热饭热汤。”在我们同司机师傅用餐时,常常聊起一位身高一米八几身材魁梧的交警,提起他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伸出大拇指。由于有些日子未见到那位交警,又成了师傅们聊天的话题,大家都习惯他那一步到位的指挥。不久,师傅们又高兴地看到了他那熟悉的臂膀。有知“内情”的司机说:“总理与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都由他来指挥,总理对这位交警有着很好的印象。当细心的总理近日没能见到他的指挥时,就过问起此事。才得知他被‘下放了’,总理指示尽快把他调回来。”     20世纪70年代,一个寒冷的冬天,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西哈努克及夫人。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佩戴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像章,神采奕奕早早来到宴会厅门前等候贵宾到来。总理常年向来高度重视传统礼节,不论国家大小,他总是那样热情。当他见到西哈努克时亲切热情地拥抱,同贵宾们一一握手(我厂拍有资料)。随同他们来到主桌,请贵宾们落座。我们发现总理并没有坐在那里,而是来到台口(我厂摄影师郜庆生同志正在台口工作)。见到一位女服务员,总理说:“请尽快把经理找来。”急速赶来的饭店经理来到总理面前,总理的第一句话:“你看看我们的同志穿多少衣服,西哈努克夫人穿的是晚宴礼服,厅内温度低,要想想人家,尽快提高厅内温度。”总理的一席话,每一个字,我俩都听得真真切切,因此我俩把所有的灯光全部打开了…… 20世纪70年代,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来华拍摄《愚公移山》,总理亲自安排钱李仁同志任对外友协伊文思接待组组长和领队。在一次接见伊文思及其夫人的过程中,细心地总理发现伊文思由于长年伏案写作,袖口有些磨损,总理看在眼里。接见之后,总理请外交部的同志为伊文思做几件衣服,由对外友协祖春元同志陪同伊文思及其夫人玛斯琳来到红都服装店。店领导非常重视,请来了为中央领导同志做服装的老师傅,为伊文思量衣。伊文思再三表示,只能给我做一套。他老人家非常有感情地说:“不要为我花更多的钱。”     跟随大师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时,我们接待组定期写给总理简报,汇报我们的进展情况。每当批示回来后,摄制组都能看见总理用铅笔批回来的每一个字。在我们的报告中,有的标点符号不准,有的个别字也有问题,细心的总理都用铅笔一一更改,我们看后深受感动。         永远的汽车站     1993年,我参加了纪录片《伟人周恩来》拍摄的照明工作,非常有幸地进入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由于职业的本能,看到总理办公桌上的那盏台灯,是由铁皮材料制作的。很简陋,但很实用。总理用这盏灯不知写过多少文件、批文。他老人家非常喜欢自制的台灯,并表扬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问工作人员,总理批评过你们吗?当然,当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时,他也会说我们几句。工作人员还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总理在外边视察期间,我们做过一件总理非常不满意的事情。十四路公共汽车途经中南海,其中有一站府右街站。老北京人很多人都知道,十四路公共汽车有着很长的历史,府右街车站站牌就与总理的卧室一墙之隔。我们怕影响总理的睡眠,因此就把车站站牌挪到其他地方…… 总理回来之后很快发现了问题,询问怎么回事,我们如实地汇报了移走站牌的情况。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老百姓对这个车站站牌都很熟悉,你们把它挪走,老百姓还要找。”并指示尽快搬回来。很快,府右街车站站牌又重新屹立在了老地方。时至今天,车站牌子仍然树立在原址,已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永远的车站。   仿膳的烧饼     敬爱的周总理最后的日子是在与西花厅一路之隔北边的解放军305医院度过的,医院隔一道墙就是北海公园。我与摄影师汪开锁拍摄有关总理的素材时,来到未开放的北海公园。仿膳师傅们听说我们要来了解总理来仿膳的情况,他们含泪述说了他们当时见到总理的情况。 北海公园西墙靠近医院,但总理艰难地走了很长时间。从北海长廊走进仿膳饭店,师傅们见到总理消瘦的面孔,心疼地落下泪来。但总理还是很乐观地同他们一一握手,总理来想麻烦师傅为他做几个烧饼。师傅们的心情也能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为总理做饭了,含泪做了几个烧饼,也是他们最难做最心酸的制作。当总理吃到师傅们精心烙好的烧饼时,十分高兴。周总理问道:“多少钱一个?共烙了多少个?”然后请他的秘书把钱交了。仿膳同志们按市场价卖,几角钱一个,总理听后又说:“你们这个账算得不对,师傅们为我个人单独开火做饭,应把这些都要算上。”最后总理办公室交了几倍的钱,总理才满意地慢慢离开仿膳……     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好的总理?他是世界上一致推崇的最帅、最有魅力、记忆力超群的总理。我们即使把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放在他老人家身上,也一点都不过分。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的丰功伟绩万古长青!    每每我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人民大会堂的灯光辉煌,仿佛又听见了周总理那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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