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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再说长江》——访《再说长江》策划人 胡智锋

 
CCTV.com  2009年01月15日 13:48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  

采访者冷凇: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被访者:胡智锋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代传播》主编
    采访时间:2006年
 

冷凇:胡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的33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再说长江》在受众中,特别是中高教育层次的观众中反响强烈。许多人认为,再看长江,再说长江,再想长江,可以透视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前进。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了 “长江中国”、“长江文明”的一些新概念和新认识。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同时作为《再说长江》的主创人员之一,如何从电视艺术和电视创作的角度去看待《再说长江》的问世呢?

  胡智锋:说来话长,从立项背景上看,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变,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长江便是中国这场轰轰烈烈改革的见证之魂。在长江沿途中,我们看到事易时移:社会变迁,大众生活,经济状况,精神风貌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精神文明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人民的自强不息,这是中华之魂。既然题材如此重要,那么面对如此浩瀚的长江,我们给观众看什么?观众能看到什么?看了以后想不想接着看?摄制人员拍什么?为什么拍?怎么拍?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第一道关口。几十次的集体会议里,人们围绕选题,视角,创作方式,人物,情感,故事,细节,悬念,以及集与集前后的关系,内在的逻辑都进行了详细的策划和论证。经过无数次讨论与琢磨,全体创作人员很快做了一次定位,并提出了几个目标:一流的创作团队,必须使用最好的设备,最佳的技术,与国际接轨的创作理念,为母亲河——长江做一次全方位的扫描,把长江流域历年来最为叹服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文的变化,做一次全程式、全景式的记录。经过反复论证,剧组最终将这部文献纪录片定名为《再说长江》,与20年前的《话说长江》成呼应之势。

  冷凇:看来由于题材过于重大,《再说长江》的策划阶段是历尽艰辛。我们在观看本片的时候,发现该片无论从规模、制作水准以及艺术性等方面,对比90年代的《毛泽东》《中华之门》《邓小平》等大型文献纪录片都有许多突破。您认为这些突破和特性表现在那些方面?

  胡智锋:我同意你的观点,《再说长江》的横空出世确实里程碑式地创造了中国电视历史上的无数个不寻常。
  首先,《再说长江》的规模空前,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的长篇之最。如果算上先期题材策划和定位的时间,《再说长江》的总体制作时间有3年之久,33集之长。吸纳了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制作精英,是一部鲜明的具有外宣色彩的大制作,突破了以往大型文献纪录片篇幅和时间上的极限。《再说长江》的拍摄范围共涉及中国的12个省份,沿江流域的辐射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再说长江》记录的是整个长江流域,并将中国南部的所有世界遗产“一网打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长江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长江的解释,因此《再说长江》的记录,包含的是所有的长江流域地区。

  其次,《再说长江》融纪录、访谈、探寻、艺术创作于一体,是应用多种电视手段进行创作的有益尝试。此部纪录片涉及“文化遗产”、“社会生活”、“国家重大工程”、“历史与地理”、“科学发现”、“考古揭秘”等若干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包括近些年在国际舞台上颇具争议的“三峡工程”和“青藏铁路”。

  再次,《再说长江》在制作时间上,各级领导的重视程度也再创历史新高。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直到各省市核心领导层,省市级电视台都以文件、批示,甚至签约等形式,积极支持和配合《再说长江》摄制组的拍摄和创作。从2003年8月,央视海外中心领导和中国传媒大学专家教授组成策划组筹划此题材开始,直到2006年7月播出问世,前后共计3年时间,超过了以往大型文献纪录片1—2年左右的制作时间跨度。

  冷凇:如果说观众关注更多的是绚丽的高清画面,饱含的长江之情和波澜壮阔的人文内涵——看得是“热闹”的话,那么电视的业内人士更多的是看“门道”。在学术领域,央视的题材策划会中,以及中广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举办的数次针对《再说长江》创作的研讨中,冷冶夫等纪录片专家学者和一线的电视纪录片资深导演普遍对《再说长江》的高创作难度十分关注。毕竟“大长江”的概念包罗万象:城市、农村、大众生活、自然风貌、人文变化、考古科研、工程水利,这些“表象”特征等均需要在一个篇幅相对固定的时间里去展开,同时只能通过电视有限的“方寸之间”去表现这样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这给所有的策划主创人员提出了一个大难题。

  胡智锋:说的没错,《再说长江》的创作也创下了大型文献纪录片创作的“难度”之最。首先,“长江”这个概念里包含了无限诠释的空间,政治、社会、文化、科学等诸多方面的深度揭示。在国际大环境中,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三峡的移民政策、水利工程,以及青藏铁路的施工等都被世界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舆论所质疑。如何能够有说服力地立足自己,并有力地回应这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些都是《再说长江》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成为摆在主创人员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 

  其次,难度大表现在收视环境的变化。20年前,中国的电视节目是以新闻和专题为主的,而且只有6个频道,加上人们单一的收视娱乐方式,很多人行动范围狭窄,消息闭塞,对母亲河知之甚少,更不要说旅游观光这类奢侈的消费。因此我们可以说,《话说长江》万人空巷的效果,部分来源于人们对长江基础知识的索取和长江景观的视觉渴望,使《话说长江》创下了40%的高收视率。20年后,在信息化时代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了解长江,长江在人们心中早已不再陌生。更何况近几年,有影碟、超女、世界杯等多元化视觉影像的刺激……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可视性和观赏性要求更高了,因此《再说长江》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冷凇:您在上面提到由于收视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因此《再说长江》理论上不会拥有20年前《话说长江》〉一样40%的高收视率,那么您认为《再》一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那里呢?

  胡智锋:我认为《再说长江》的价值并不会完全在于表面收视率。《再说长江》是一种姿态,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一种思考方式,更是主流媒介的一种责任表现。我们可以将它认为是主流媒体对改革开放28年所做的一次全景式的总结和关照。《再说长江》的宏篇巨制决定了其对固定观众的培养有一个“预热”的过程,相信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高欣赏品位的观众最终会将频道锁定在此,换句话说《再》一片的有效收视率不会低。

  刚刚你谈到《再说长江》和《话说长江》两者的问题,我们也不妨做一对比。首先,20年前的技术背景下,就当时的摄制能力而言,《话说长江》已经达到极至,它的最大贡献是对长江首次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其次,《话说长江》在创作上首次推出了纪录片主持人形式,同时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赞歌“长江之歌”。最后《话说长江》留下了一幅中国80年代最为宝贵的历史画卷。
    《再说长江》在《话说长江》的基础上,具备了除主持人之外的所有优势,尤其在音乐方面,邀请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编配了最前沿、最时尚的一流音乐,并对许多画面细节,通过音乐进行创造性处理。

  冷凇:《再说长江》代表了当今电视影像摄制的最高标准,采用的是全程高清拍摄。纪实方面选取的是90年代以来,世纪之交最生动的影像,同时吸纳了关于长江文化、长江历史中最前沿、最全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除此表征之外,还有那些内蕴与主旨您认为是值得强调与关注的?

  胡智锋:《再说长江》在文化历史地位的价值定位中,首次提出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三峡考古从上游到下游的重大发现;长江自然地理风貌的形成;以及移民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等等,其历史意义极为重大。

  受到电视新时代环境的影响,《再说长江》中对于新形式,新创作手法的尝试与实践也是全方位的。以摄影为例,《再说长江》可以说是上天入地(航拍、水下摄影)无所不用;录音的杜比系统;数字影视三维动画技术的大量应用,特别是用“未知的内容去诠释熟知”的创作理念的广泛实践,都给《再说长江》罩上了技术先锋的色彩。

  关于《再说长江》的主旨,主要是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三种关系的和谐与发展。本片的结构基本上遵循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其中上游以人与自然环境为主,中游以水利与水患为主,下游以经济发展为主。同时《再》片中的设置悬念式的故事化创作方式,也为节目创作增加了难度。
   
冷凇:从历史维度的纵向上看,《再说长江》的问世也引发了大家对 “人物类”“事件类”“景物类”三大类文献纪录片的思考。相对来说,人物类文献纪录片的历史,情感、命运、故事、传奇等容易形成历史的记忆,同时人物性格直观的特点和戏剧化矛盾冲突也适合电视表现,易于形成连贯收视。事件类纪录片自身题材充满了故事性与戏剧化矛盾冲突,如《中华之门》(缉私)、《中华之剑》(缉毒)等。而创作景状物类的文献纪录片则容易空泛,不容易聚焦。这些难度、障碍和特点是不是由题材类型自身决定的呢?

  胡智锋:目前国内的历史文献类纪录片多以人物为主,比如大家熟悉的《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以及十大元帅、大将及一些具备争议性人物的系列片等,这些人物的是非成败早有世人去评说。他们的事迹众所周知,能够形成特定的收视人群,指向也相对明确,编导比较容易在历史的轨迹中寻找细节、情节和相关的人物与故事。事件题材的创作中每个鲜明的事例和典型都是由个性化的人物与扣人心弦的事迹交织在一起的,自然也容易结构与叙述。相比之下,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景物类文献纪录片,只有《话说长江》《望长城》《故宫》三部,并且《望长城》与《故宫》之间的断档已经有十几年之久,可以说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的偌大一个时间“代沟”内,景物类文献纪录片处于一种惊人的“失语”状态。

  艺术领域有句话,画鬼容易,画人难。未知的反而容易表现与描绘,伟人、帝王、皇宫、秘史都与观众有一定的心理和生活距离,容易形成收视期待,但长江面对的是普通、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常见的景物和事物。这些都很难形成审美距离,将实的东西虚化处理,诗意提升现实,用情感、情境、意境的营造提升审美水平,不至于离社会生活太近。《再说长江》的定位也有艺术片的成分,例如,移民真实的情感记录,这些都离社会生活太近,这种情况下摄制组选择了主人公冉应福,他的祖上300年前也曾经移民,这样从历史到现实,从祖辈到儿孙,对冉应福的选择有效地提升了影片时空与历史的张力,让审美想象力在自然的时空之间拉开,产生情感渲染。

  冷凇:我所理解的《再说长江》一方面是宣传片、政治片,因为它反映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丰功伟业,艰辛不易;同时它又是一部融合各种制作手段之长的艺术片;在市场的指引下,《再说长江》也同样是一部需要获取盈利点的产品。一般来说大型文献纪录片往往侧重于以上三者之一,类似《毛泽东》同时要肩负三者功能于一身的文献纪录片好象还不多。

  胡智锋:的确,《再说长江》投资1000余万元,33集的长篇幅,创下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之最。那么用什么方法来统一33集的内容和前面提到的政治、宣传、市场三种功能合一就成了难题。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无关联的事物,想办法统一在长江的主线之下,紧密结合,自然流畅。33集的通篇主线是水,水到渠成,由于有了长江之水,才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文化。

  冷凇:我觉得《再说长江》的定位是标杆之做,是一部非常规产品,毕竟寻常类的电视节目无法容忍一个跨度3年制作周期的产品。换句话说《再》一片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兼备“产品”特性的优秀“作品”。您如何看待《再》一片在电视文化与电视艺术领域的意义?

  胡智锋:电视文化,电视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高中底、主流、精英、大众都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超女”“亮剑”“世界杯”等大众化消费娱乐的精神产品,也需要《再说长江》一样的精品。它的推出从电视文化的意义上讲是大制作,填补了电视环境近年来缺少精品的现实。因此,《再说长江》大有探索和研发价值。常规类节目由于资金周期、人员配置、选题策划本身所受到的限制,在《再说长江》里都一一得以实现,而这些大制作偶发的有所深入的前沿性质的宝贵经验可以转化为现实。同时,作为精品的《再说长江》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在这里主流、精英、大众,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

  冷凇:沿着《再说长江》鉴《话说长江》的思路,好象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近期电视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重访经典。笔者在参加第19届法国FIPA 国际电影节的时候也发现法国的纪录片界每年都对俄罗斯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德国的希特勒,以及法国共产党等一些表现过多次的历史题材进行再度创作,制作出一批重新诠释的纪录片。这也是您数次在许多场合中提到的一个最新电视文化概念,您可否具体的阐述一下这种电视现象和其背后的意义呢?

  胡智锋:近年,电视剧中出现了《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纪录片领域出现了《重访丝绸之路》《故宫》,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型的介绍性的纪录片,国外的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了。特别是欧美,有这个传统。莎士比亚题材的若干影视作品,也都是对经典文献的重新诠释;歌德的《浮士德》便是对数十年民间《浮士德》的一种集大成;好莱坞的《泰坦尼克号》本身就是一部重访制作,它之前曾经有15部表现冰海沉船这一事件的电影。这种重拍、重访现象自由度很大,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回顾和对照。《再说长江》重访的做法,可以借助历史的影响力,做出新的诠释。当然对长江文明的传统与传承是不会变的,变化的只是用新的视角,新的解释和新的思考方式,对历史经典重新进行研究、探讨和关照,温故而知新。

33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再说长江》的隆重推出,对构建电视文化生态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想象三年磨一剑的《再说长江》将成为中国电视文化再次腾飞的标志。
   

 

摘自中国纪录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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